新年献词｜我们唯一能拥抱的就是常识
“不确定性”是过去一年最深刻的标签，也是一切彷徨的根源。2020年，黑天鹅惊醒了灰犀牛，让人们恐惧、迷惘和崩溃；更让很多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或者曾经深信不疑的东西被不确定性击碎的人们，陷入了对未来“确定的悲观”（definite pessimistic）中。
即便是那些在2020年一路狂飙的资本市场赚取了巨额财富的科技产业弄潮者，你也不难从他们夸张的笃定和自信里看到“末世之舞”的影子——对未来“确定的悲观”，让他们无法放弃当下的毫厘机会。
2020年走了，2021年来了。就像我们挡不住新冠病毒的变异一样，我们也控制不了“不确定性”带来的“熵增”接着纠缠2021年的每一天。但进入了2021年的我们——从事科技创新事业的人们，则完全有权力让自己在不确定性带来的“熵增”中，获得“免于恐惧的自由”。
而免于恐惧的唯一办法，就是“从不确定性当中找到确定性”。不确定性带来的是“确定的悲观”（definite pessimistic），而确定性则至少可以带来“不确定的乐观”（indefinite optimistic）。从“确定的悲观”通向“不确定的乐观”，应该是让2021年变得更好的一种方式。
何为不确定性当中的确定性？唯有“常识”（common sense）。
“常识”不一定常见：它不是格言，也不是锦囊，它是人们在狂热或沉沦的时候都最容易抛之脑后的一些最基本的规律和事实。常识也不是亘古真理。昨天的常识未必是今天的常识，但每个时期都有每个时期的常识。
2021年，中国的科技创新从业者，可以具备哪些用来寻找未来“确定性”的常识？
中国必须掌握信息技术全产业链，这是一个常识。来自美国的接踵而至的实体清单、芯片断供和一系列软硬件技术封锁，让我们明白了在信息技术领域“接受国际产业分工”的实质，就是将自己定位于“中国制造”而自绝于“中国创造”。一个具有世界上最庞大互联网人口和智能设备消费人口的国度，怎么可能不出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向产业链上游行进。世界上又有哪一个人口规模在5000万人以上的中等收入以上国家，在芯片、精密仪器、商用软件、硬件设计工具等信息技术产业链的中上游位置上，缺席过自己的角色。
中国移动互联网的人口红利接近消失，理应是一个常识。拥有日活用户4000万以上的中国互联网巨头和准巨头们在2020年下半年普遍陷入移动互联网人口红利彻底消失的巨大恐惧中，这也是各种“二选一”层出不穷和巨头扎堆社区团购的原因。人口红利的消失会导致垄断动作，也会催生过度竞争。一些企业早在数年前就意识到了中国移动互联网格局已进入“下半场”，但正视移动互联网人口红利接近消失，进而从行动上和心理上真正地进入下半场，可能是2021年必须面对的事。
中国的整个产业数字化和智能化程度不高，亟待升级，理应是一个常识。它更多地指向中国的科技巨头和准巨头在“下半场”真正该做的事，也意味着很多新玩家崛起的空间。除了零售和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公共服务、交通、农业、工业、教育和医疗等领域，都存在向数字化和智能化方向不可逆的发展需求，但“扩张而不越界、赋能而不占有”将可能形成对科技巨头行为的一种约束。
中国科技公司的全球化进程不可逆，也应该作为一个常识。世界范围的“逆全球化”趋势和中国科技公司的“不可逆全球化”，是并不冲突的。因为从世界近500年的历史来看，每一次大大小小的“逆全球化”浪潮，都是伴着全球化进程的一次明显加速出现的。中国既是所谓的“全球化2.0”的变量，也是被一些国家针对的对象。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科技公司无法置身事外，它既需要通过全球化回答自身国内人口红利消失之后的增长问题，也势必得回答科技在生产力属性之外的其它国家“软实力”属性问题。
资本市场不再过度回报一些热门赛道，将成为2021年很多人不愿意面对的一个常识。2020年萧条的全球经济和资本市场的狂飙突进形成了令人惊愕的反差。它的背后与美联储、华尔街和整个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市场，出于对经济增长的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感，做出代偿性反应相关。加之新冠病毒的影响，诸如在线教育、在线办公和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公司在一级市场的估值和二级市场的回报都得到了超过它们实际发展状况的增长。出于恐惧的增长最恐惧的是增长的不可持续，但这种不可持续性是一定会出现的。那些试图用2020年的狂飙突进调整一级市场估值模型的资本家和企业家，可能还是小心为上。
最后，政府和公众对科技巨头的不信任感，会随着科技巨头的进一步壮大而加剧，将成为2021年不得不面对的常识，也是一条全球普世的常识。经济增长如果不能够遮蔽数字技术的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就势必会产生更多被数字进步剥夺了权益的弱势群体；另一方面，数据、算法和智能的无处不在，将可能令科技巨头成为掌握公共治理“基础设施”的存在，与政府的有效治理形成事实上的所有权冲突；也会令普通公众陷入被系统驱使和被算法掌控的感觉中。中国科技公司惯有的技术优越感和“上帝视角”，可能会加大而非缩小这一矛盾，而有效地化解数据、算法和智能与政府信任和公众信任的矛盾，在“第一个一百年”到来的2021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2020年和2021年新旧交替的时候，谈论“常识”而不谈论“憧憬”和“希望”似乎是一件很无聊的事。要知道，“憧憬”和“希望”是最容易被不确定性打破的东西，而没有什么东西比“常识”更具备理性的坚固了。
我们还是把2020年的最后一天献给理性和常识，献给不确定性当中的确定性，为走向来年“不确定的乐观”，做一点准备。